欧冠

中國應盡快建設系統的國家財富戰略

2019-11-09 04:19:06来源:励志吧0次阅读

中国应尽快建设系统的国家财富战略

子等产业革命阶段,高估的美元不但不会影响美国的产品出口,而且保持了美国厂商较高的利润更重要的是,一直到70年代中期,连续几十年的美元高估,不仅帮助美国廉价地进口资源和原材料,而且支持美国完成了其全球资源的占领、资本输出和全球产业的布局,以及全球军事基地的布局30多年的美元高估,在布雷顿体系倒闭后美元的连续贬值中充分体现出来,尤其是美元兑黄金的价格贬值中迅速体现出来-而美国早已在美元高估的时候就积累了8000多吨的黄金储备

不过,作为世界货币的发行国,美国所采取的财富战略不具备普遍性历史上也只有像美国这样的国际货币主导国,才可以在本国主要产业竞争力强的时候通过高估本币的政策扩大本国利润总量;在全球生产过剩和本国经济低迷的时候,通过货币贬值政策,维持本国经济的繁荣相比之下,日本政府在日元升值过程中采用的财富战略更值得借鉴

80年代中期,作为全球最大的资源和原材料进口国之一,日元升值使得日本的进口成本得以大大降低同时,随着战后30年日本跨国公司品牌优势的形成,在日元升值过程中,跨国公司利润的扩大一定程度上抵消了中小出口企业出口下滑对国民经济的负面影响此外,作为最大的海外投资国和海外债权国之一,不断升值的日元也直接增加了日本的国民财富日元的升值使日本的贸易和加工优势,逐渐转变为国际金融优势于是,日本趁机扩大对外投资、用升了值的日元在全世界购买资产、成倍扩大对海外消费,所以尽管连续20年经济低迷,日本人依然过着富足的生活

如果日本没有在国际上具备较强品牌影响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并且日元被迫升值后,日本也没有趁机扩大对外投资,没有用升了值的日元在全世界购买资产,坐而享受国家利润的回流,没有让这个岛国用升了值的日元成倍扩大对海外消费,那么可以想象,日本人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享受当前的富足

上述史实说明,只要决策者依照当时的决策背景采取了正确的财富战略,那么本国完全可以借助本币升值的机会崛起为财富大国,使本国国民长期获利

可见,中国在人民币升值的长期趋势下,如果始终固守所谓GDP的概念,不懂得在升值前大量增加海外外币债务来先扩大本国投资,也不懂得在升值过程中推动人民币的国际化,更不懂得在升值前和升值过程中调整本国外汇储备结构、推动国内企业品牌建设和产业升级,也不懂得升值后完成大规模海外投资的体制准备,升值后增加海外投资以及黄金和石油战略储备,那么这个国家就没有财富战略,不仅贱卖本国的劳动力收入权,还贱卖了本国的土地收入权、资源收入权、直接和间接税收权、没有金融溢价的企业、甚至货币发行权的相关收取-用中国的土地、劳动力、储蓄和其他金融、政策资源"补贴全球"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国民财富在人民币升值的背景下长期遭受蚕食的现状

财富战略应当对本币升值全程调控

自2000年以来,中国面对人民币升值的长期趋势一直没有拿出系统的财富战略比如,中国一直以吸引海外直接投资(FDI)作为地方政绩指标,而未能在升值前通过增加海外外币债务来扩大本国投资结果,输入货币流动性过剩,大量热钱以虚假贸易、虚假FDI的形式进入中国,套取人民币升值的利润设想,如果在升值前引进的不是外国直接投资,而是本国企业借的外币债务资本,人民币升值的好处就会归本国企业所有再比如,中国目前缺少系统的人民币国际化战略如果能通过政治、外交等战略推动人民币走向世界,在升值前和升值过程中调整本国外汇储备结构,促使中国企业进出口贸易使用人民币结算,那么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就会减少负面影响,避免国家持有的外汇资产大幅贬值最后,如果不能利用升值后的人民币进行海外投资或购买各种战略储备资产,那么人民币升值的财富效应就会弱化;如果仅仅购买美元国债、美国"两房"债券,甚至美国投资公司股权等美元资产,就会继续遭受财富贬值的损失

相比之下,正确的财富战略应当是从本币大幅升值之前开始的全过程多角度战略布局在本币升值之前,政策应当鼓励本国企业引进外币债务,这样可以让外债规模在本币升值之后得以稀释,使本币升值的好处归本国企业所有;在本币升值的过程中,决策者应当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使进出口贸易尽量使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从而消耗掉部分冗余的外汇储备,也使国内的外贸企业能够承受住本币升值的冲击;在本币升值的后期阶段,决策者应当鼓励海外投资或购买战略储备资产,促进海外消费或采购,增加投资收益,实现国民财富增值另外,结合中国当前的进出口行业状况和对外开放程度,放开对外直接投资和建立国内出口企业的品牌优势也是正确财富战略的重要补充只有这样,中国才算成功地将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使中国全体国民在无可避免的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真正受益

总而言之,就现状而言,如果中国再不尽快建立系统的国家财富战略,尤其是国际金融战略,不仅国内目前积累起来的3.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将继续被不断地蚕食,甚至中国的环境资源、劳动力资源、居民储蓄资源等还将通过金融这种隐蔽的方式持续流失因此,只有通过正确的财富战略引导,中国才能真正地成为人民币升值过程中的受益者

作者系万博经济研究院院长

给司法垂直论泼几瓢冷水

八品法曹

正如在保健品推销人员眼中所有人都不健康一样,当下日趋"深刻"的舆论场也认为目前法院及其工作产品已经是千疮百孔、问题百出,因而纷纷找出病灶、开出药方在这些"救赎"的声音中,对法院的管理体制动大手术,实行垂直管理就是相当响亮的一种持论者将种种"司法乱象"归因于目前这种司法地方化的体制,因而试图用垂直尽去沉疴笔者并不否认司法垂直模式的积极意义,但仍然想朝它泼上几瓢冷水,冷却鼓动者有些发热的大脑,从而在交流和对话中产生一种更为理性的制度设计

历史经验的观照

不得不说,司法垂直的支持论者借鉴传统治理中"土、流"两分的政治智慧表面看起来,这种智慧有两个先验性的支撑点,那就是相对于"土官"而言,由中央或上级选派的"流官"能够超脱于当地的裙带关系,从而一能够更清廉,二能够执法更严格但我们在经验层面却不能找到它们成立的证据从历史上看,或许正因为流官与本地的关系较疏,他做上几年官之后就可以拍屁股走人,他才敢于不考虑自己身退后的名誉,不考虑自己在当地文化圈内的口碑,不考虑子孙是否为其恶行所累(这些都是传统乃至今日官员自律最强大的支撑),从而更敢于收受贿赂、中饱私囊、胆大妄为严格执行了"干部异地任用"的清政府,不就是落了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结局

而同样,如果我们来"观照"一下热议中的司法垂直,就会发现,首先,我们找不到垂直管理的部门比地方部门更清廉、更守法的证据,故在廉政建设的目标上,此项制度变更并没有太大意义其次,我们必须意识到对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的国家来说,中央对地方政权的有效控制永远是首要考虑的目标(虽然这个目标由于天下承平日久而多少有些被人们忽视),从而一定要对某些能够有效对社会进行组织动员的部门进行垂直管理但是对法院来说,此项考虑就有些多余,因为法院从来不是社会力量的组织者、也没有机会对社会力量进行动员;长期的工作习惯也让法官形成了在制度框架内看问题的"僵化"思维,法官都有一种对秩序进行维护的本能冲动

现实病灶的幻象

对司法地方化病灶的诸多描述归结到一点,基本上就是:法院的人事、财政都是由地方政府提供的,受制于人,所以就不能够做到独立行使审判权、公正判案或者更直白一点说,就是下级法院受控于地方政府,不听上级法院的话那这个病灶是不是真实存在呢

并不是没有数据,但我还是不愿意把它公布出来,大家自己可以百度一下全国高院院长中有多少是从最高院下来的;再随机抽样一些省份,看看他们的中院院长中省院下派的比例;最后再把眼光投向自己所在的地市,看看这些基层法院的院长的成长经历做过这么一番搜索之后,我想大家可能就会对"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人事缺少管理权"这个说法产生疑问

的确,按照我们的组织制度,地方法院由地方人大产生;按照相关干部管辖权限,地方法院的法官和其他干部也都归地方组织人事部门管理这足以让人产生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缺少人事权力的误读,然而地方法院百十号人中最关键的一位-也就是他们的院长-的提名甚至决定权力却相当大程度上掌握在上级法院手中按照政策精神,这叫加大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协管力度即便我们承认上级法院的"三门干部"要比跟普通群众摸爬滚打多年的基层干部素质更高、更适合做基层工作,我们也不能在"协管力度"已经大到如此程度的时候再抱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人事说不上话,都是地方上说了算

接着说财毋庸讳言,地方法院主要是由地方财政供养的,由于近年财政收入连年高速增长,地方法院的运转还是基本上有保障的但这个财政保障,是不是就意味着地方法院效忠于地方利益而不把上级法院甚至法律放到眼里呢上级法院是不是就对地方法院的财政束手无策呢我们还是看一看事实

人所共知的事实是当事人到法院打官司,需要预交诉讼费;人所不共知的事实是这个预交的诉讼费从交到银行那一刻起就有相当大比例被转到省法院账户了(笔者所在省份是25%)这其实是个颇令基层头疼的制度,因为案子最终可能并不该由原告承担费用,被告的费用可能也根本执行不上来,法院需要退还原告预交的诉讼费,这时候基层法院就得全退,你是不要指望省院退回那25%的;在案件以调解、撤诉方式结案的时候,法院要退还一半的诉讼费用,这个一半可是50%,而不是75%的一半这里笔者不想讨论这项制度的合理与否,而只是想提醒大家,这项让基层不大痛快的制度得到了严格的执行笔者并不清楚全省基层法院预交诉讼费总额的四分之一到底是多少,但相信那会是一个天文数字在以这种严格的方式征缴上来的天文数字面前,再抱怨对下面的财政没有控制权,那就多多少少有些言过其实

说完收钱,再说说要钱向上级法院要钱物(省院收取的这25%是按比例在全省平衡的)和向同级财政要钱物,那个更难显然是前者这是因为在地方政权的基本构架中,法院的政治地位要高出财政局半格,法院院长属于上级组织部门管理的干部,财政局的局长如果想谋求政治进步,法院院长的这一票还是要争取的,这种"态势"决定了财政局在法院面前的较次地位法院去跟它要钱,跟政府序列的其他部门跟它要钱比起来,受重视程度和效率还是相当不一样的如果到上级法院要拨付之外(上级法院一般拨付地方法院相应的办公用品、办公车辆)的钱,那难度估计跟"跑部钱进"差不了多少

我们接着再看看"下级法院在现行模式下不大服从上级法院"这个诊断是不是真的成立笔者不否认个别案件甚至是影响非常大的案件中存在着上下龃龉的情况,但我们如果想对司法问题作出体制性的诊疗,还是要考虑一下概率在现实工作中,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考核、管理是相当严格的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的发还、改判几乎都能构成对下级法院的致命伤害,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都会受到影响上级法院给下级法院下达的大量调研、报表、统计、信息、宣传等任务,几乎占据了下级法院三分之一左右的工作量,对此下面也只有叫苦的份儿同时,对比一下地方党政,给法院下达的任务远比上级法院要少,而且在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的今天,他们也极少在专业问题上发言下级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应该说是尽最大努力与上级法院保持一致,不管是非正式的审判工作会议纪要还是上级法院已经判决的案例,都会指引下级法院的法官对法律如何做出理解如此我们不难看出,地方法院到底是听谁指挥"残酷"的考核模式已经快要压迫得下级法院放弃自己独立判断的时候,再指责他们囿于地方利益而不与上级法院(一般来说,上级法院更能代表法律的精神)保持一致,我只能说这相当的不厚道

垂直以后会怎样

垂直论者认为司法垂直管理之后,法院排除了地方政府的干预,因而能够更好地独立审判这种兵棋推演在逻辑上是成立的,但它在生活中是否成立我们还要认真观察

笔者所在的单位恰好构成一个观察的典型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我们法院现在管辖着四个行政区的案件,而我们的归属关系是其中的一个主要区:我们的干部人事关系、财政归属只与该区有关,与那三个区没有关系因此可以彻底地这么说,对那三个区来说,我们法院能管他们的案件,但他们区却根本管不了我们如果按照垂直论者的立论依据,干预最少的地方应该是对司法最有利的地方,我院应该在那三个区更能够有效行使司法权然而事实多少有些诡异,除却大量的普通纠纷没有差别以外,那些诉讼主体众多、矛盾较大、对立较严重的案件,在我区内的审理执行要顺畅于那三个区

原因并不复杂法院的审判从来不是如同考试做习题一样简单的对纠纷做法律上的归属和判断,它更是一种以法律为导向的纠纷解决机制而要在社会中解决纠纷,就需要一种力,这种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国家强制力当下中国,法院系统显然不具备足够的国家强制力,这也是为何基层法院常说"紧紧依靠党委政府"的原因:需要他们提供力量当法院属于你这个地方政治体系的时候,地方党政是有心和积极性帮助法院协调、解决一些问题的,比如法院到某村去送达起诉状,被人围攻,地方政府出面协调可能很快就能解决而当法院跟他们这个地方没有这么直接的关系时,该地党政就会本能地不愿多管闲事

垂直论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确有些顾此失彼:他们看到了地方党政对司法干预的一面,可他们忽略了地方党政更多的时候给予司法的是支持笔者担心,假如司法体系整个从地方党政独立出去以后,地方上的这种支持配合还能够存在多久而失去这种支持与配合的人民法院,在获得不受地方部门干涉的赞誉之外,吞下的却是左支右绌、孤立无援的苦果

笔者并不是简单地反对法院系统的垂直管理,也并非不知道法院垂直管理之后,在许多案件上会跳出地方部门的掣肘,取得更独立的姿态、发出更独立的声音笔者只是想提醒大家对如此重要和关键的司法体制动大手术时考虑得更全面一些,能够听到一些底层的声音司法体制问题,在一些学者那里,大概只是一个权力体系的内部问题,而其实它永远和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对司法体制的变革,不仅仅要考虑它在价值评判方面能否成立,更应该考虑它给我们的社会带来的震荡垂直管理能让舆论场兴奋激荡,但让社会接纳这种体制、适应这种体制或许要经历一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

生物谷药业
生物谷
生物谷药业
分享到: